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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我的100年——谨此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发布时间:2018-09-17作者:来源:农工党沈阳市委

我叫夏德昭,今年整整100周岁。我是一名眼科医生,从医从教77年了。我的一百年,从民国时期开始陆续经历了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从小康社会到伟大的中国梦……无不见证了历经沧桑的中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期颐之年,值此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想借笔来回忆这么多年来我的春秋家国梦。

一、早期求学、治学

1918年我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夏家村,正处于民国时代。1941年毕业于原满洲医科大学专门部,并获准留校,开始行医执教生涯。由于勤奋钻研,翌年被破格选拔为研究生,1945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早年,在满洲医科大学教授佐佐木一郎、大石省三等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沙眼及病毒性角膜炎的研究工作,撰写论文18篇,先后发表于日本各眼科杂志上。

建国以前,我主要从事于沙眼和角膜疾病的防治研究。建国初期,面对战争结束后大量的角膜外伤病人,我在此前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思考,创新钻研角膜移植治疗方法。当时50年代初的角膜移植研究工作,只有苏联取得成功,其他国家在初试或没有开展,眼科学技术比较领先的日本也没有开展。为了角膜移植,学校给100张病床供使用,病人除普通患者外,还有中央卫生部介绍来的老干部。我根据病情,开展了部分角膜移植、板层移植、次全移植、次全移植上的部分移植、结膜连带板层角膜移植等多种项目。短短几年间,有关角膜移植有十几篇论文发表,大部分刊登在《中华眼科杂志》上,形成了较大的影响。虽然,国内当时也有其他医院开展了部分移植,但未见其它类型移植。医大一院在床位数量、手术治疗数量、移植种类之多、治疗成绩之好等多种指标上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开拓了我国角膜移植治疗研究的新局面。1959年我国十年大庆时,受《中华眼科杂志》委托发表了十年来我国角膜移植成就的总结性论文。50年代末,受命于卫生部,举办了角膜移植学习班,广收国内各医院的眼科医生,从而扩大角膜移植的地区范围,推广了角膜移植的治疗技术,使更多眼病患者受益终身。

在为眼病患者进行移植治疗的那段经历,我还清晰地记得:有一例次全移植基础上的部分移植患者,术前视力为眼前指数。她有三个孩子,却从未见过他们长得什么模样,在手术后,她的视力为0.2。当第一次看到自己孩子模样的刹那,那种无语言表的喜悦心情令她激动得手舞足蹈……眼科医学讲究的是不懈钻研、开拓创新,使更多的患者由黑暗走向光明。这种光明不仅仅是清晰的视力,它更意味着心灵的光明,因为它为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希望、生存的信念。

二、身陷囹圄、心向光明

60年代初,我蒙受不白之冤入狱,由于是著名眼科专家而被分配到监狱医院。当时,角膜移植研究和应用正处于如日中天之时,突如其来的罪名与冰冷的手铐将我带入监狱9年。面对飞来之祸,我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信念,对事业的追求,仍坚持着对眼科事业的钻研、探索与执着。我安慰自己:我问心无愧,但身陷囹圄,乃莫须有,可我伸冤何处?面壁反思,我终于从不安之中找出一丝安静,我坚信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党,严寒一定会过去,春天一定来临!此所谓古人云:举世尽从愁里老,我自心宽比少年

做医生的,走到哪都是医生。正是这种执着与不弃,我在这段特殊时期为监狱内的犯人以及社会上的患者治疗眼病,每日可算应接不暇。为此,监狱医院领导专门为我订了两种外文眼科杂志。1964年,我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并署名新生医院刊登在《中华眼科杂志》上。我虽被诬陷坐牢,但并未被击倒,像角膜移植施救于患者一样,有一股潜能预示着我会重见光明。

70年代初,我全家被勒令到法库姚家沟劳动,在劳动期间,我的行医之路颇为波折。现在回忆起这段往事,记忆犹新:在农村的时候,有各处前来求职的眼病患者,公社领导知道后,以身份不当为由不许我看病。恰好在这时,铁岭革委会一军代表驱车来到公社,指名道姓地让我给他看眼病,并明示从今以后你可以为眼病患者看病,救死扶伤么,有何不好?从此以后,村书记的家就成为各处远来求医病人的临时旅店。凭借着对眼科事业的热情以及对患者的责任,为慕名而来的患者带来了希望。为了更及时地救治患者,我还曾往返于四十里外的孙家窝堡村为患有视神经萎缩的小女孩治疗眼病。几个月后,小女孩的视力恢复了正常,不断感激地说:感谢夏爷爷!

三、重返医大、再创佳绩

1981年,我回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恢复工作。作为眼科主任,我继续进行着科学研究工作,努力探索,并于翌年在《中西医结合眼科》杂志上发表了对视神经萎缩治疗的研究论文。其后的10年间,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卓越成果。特别是视神经疾病的综合治疗效果有了显著提高,使得视神经疾病再也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不治之症

视神经疾病由于治疗难度大,据说当时在国外,是没有人肯去治这个病的,因为它是不治之症。然而,我却没有退却,不管这一禁律,偏要碰碰。为什么?就因为这个病不好治,我们才应想法去治它。否则,你也不治,他也不治,医学在这里不就停步不前了吗?不要忘记,医生的身上寄托着病人的期望,这也是对病人负责。终于在反复探索与研究之后,我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创造了接力针灸的治疗方法与服中药相结合,治疗的有效率上升到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期间,一位台湾杜先生,视神经萎缩后,曾到多个国家就医,但未见成效。在听说中国医大夏教授能够治疗此病之时,便飞到沈阳来求医。就在一个月的治疗过后,他双目视力便由0.1提高到了0.3,这时他感动的不知如何表达……视神经萎缩治疗的成功研究,不仅为这一顽症寻到了克星,也揭开了一个谜,使眼科学的有关理论有了重大突破。

在多年临床工作中细致的观察下,特别是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视网膜及视神经疾病的探索中,我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视神经疾病的偏心固视现象,创造性地提出了视力性质分析的临床眼科新理论,完善了传统的中心视力概念。与此同时,就该理论在临床实际的视网膜及视神经疾病的诊断治疗上,提出了一系列系统的应用方法,提高了相关疾病的诊治效果,并对疾病的发生机制有了新的认识。在这一阶段,我先后在眼科杂志上发表有关这一理论的论文31篇,并多次应邀去日本及国内各地讲学。近年来,这一理论已被国外眼科学有所认识。

还有,于1983年,我同东三省几位眼科老前辈景崇德、董世范、朱鹏汉等出资创办了《实用眼科杂志》。杂志面向临床广大眼科医生,以推进我国眼科水平、知识更新和继续教育为办刊宗旨,被临床医生、眼科同仁称为良师益友,受到广泛好评。该杂志发展迅速,从最初的季刊到双月刊再到1986年的月刊,至今共出版25卷。创刊后几经隶属关系变更和发展,1995年卫生部批准更名为《中国实用眼科杂志》。至今,发行量仍居全国首位。

四、桃李满园、杏林飘香

我爱才惜才,对于人才,关爱有加、精心培养。作为中国医科大学文革前任命的20位教授之一,我很欣慰的是桃李满天下。我是中国医大解放后首批导师制研究生指导教师,1959年即开始指导研究生。1981年回到中国医大后即开始招收研究生。1986年全国第三批遴选博士生导师获批,成为中国医大眼科学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的开创者。至今,共培养硕士研究生9名,博士研究生11名。我告诉他们,要想成为新中国眼科事业的领军人物,必须具备严谨的治学作风,丰富的临床经验,坚韧的意志品质。我培养的学生铭记教导,钻研进取,目前大部分已成为眼科界的骨干或学术带头人,在各自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为提高国内眼科学术水平,进一步为患者增加有效治疗几率,需要派中国医学人才到国外学习先进医疗技术。由于我曾留学日本,便主动联系老朋友、老同学及日本金泽医科大学眼科的佐佐木教授、滨松朝冈医院院长等,商定送医大眼科医生到日本留学的具体事项,最后达成了共识,即医生到日本学习一年,来往路费、生活用款均由日方提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医大先后送去石树敏、张劲松、刘哲丽、张忠志等7名留日医生,另外3名为短期考察,他们学成后如期归国,如今都已成为眼科界的名医,有着较深的造诣,为国内眼科事业做出较大的贡献。

我很在意对中国医大眼科医生的培养,也算用心良苦,力求在工作中提高医生能力,并极力培养在专业上有发言权的专业医生。80年代,人工晶体移植在国内兴起之时,成都白内障医院作为中央卫生部指定的人工晶体研究单位,在这一研究领域成绩较为突出。我为使中国医大眼科医生近距离接触并掌握前沿学科技术、提高医学技术,便派中国医大眼科医生张劲松到成都学习。回科后,为使他能熟练掌握所学,有专业发言权,我决定让张劲松做100例手术以后别人再做。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个别医生的不解和争议,但为了使培养的医生在这一领域的所学技术掌握更为巩固,研究更为深入,从而具有专业发言权,我必须顶住压力,坚持这个决定。在我看来,做研究要执着,培养人才更要执着、更要不懈。直至96岁高龄时还坚持每周出门诊,培养学生。

五、坚定信念、履行职责

农工党具有爱国革命的光荣传统。在民主革命时期,为适应不同的历史任务而三易其名,充分体现了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农工党由革命先烈邓演达等人于193089日在上海创建,当时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11月,改名为中华民族行动委员会;19472月正式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农工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亲密关系,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7年,我由中共中国医科大学党委推荐,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当时,农工党中央在全市发展了17名党员,这是农工党在沈阳发展最早的一批农工党党员。旋即,反右斗争开始,农工党在沈阳发展党员和建立组织的工作停止。

1978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开启了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也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815月,农工党中央再次派人来沈商谈建立农工党地方组织的问题。经与中共沈阳市委协商,农工党中央批准,成立农工党中央直属沈阳小组,由我任组长,中国农业银行沈阳市东陵区办事处副主任岳同华任副组长,当时全市仅有8 名农工党党员。198281日,农工党中央直属沈阳小组设置办事机构办公室,地址在沈阳市沈河区朝阳大街256号,暂定编制2人。

农工党沈阳市委成立之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最好时期。农工党中央直属沈阳小组建立以后,积极进行农工党沈阳市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农工党中央批准,先后分9批发展了37名新党员。198211月,成立了农工党沈阳市委员会,选举产生了农工党沈阳市第一届委员会,我当选为主任委员,全市党员46名党员参加了成立大会,当时我们在中国医科大学、辽宁中医学院、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和鲁迅美术学院等单位建立了5个生活小组。如今,农工党沈阳市委已发展到55个基层组织、2069名党员。

19838月,农工党中央下发文件,委托农工党沈阳市委在农工党辽宁省委员会筹备组建立以前,负责在辽宁省其他大中城市建立和发展农工党组织。期间,在中共辽宁省委统战部的领导下,先后组建了农工党鞍山、抚顺、营口、丹东等市委会。19887月农工党辽宁省委成立时,我又当选为农工党辽宁省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全省党员已达到1076名。如今,农工党已在全省除辽阳外的13个地级市建立了地方组织,截止到2017年底全省党员6789 人。

1981年农工党中央直属沈阳小组组长到农工党沈阳市委主委、辽宁省委主委,直到1997年省委名誉主委,在这16年期间,我坚持在农工党中央和中共辽宁省委、中共沈阳市委的领导支持下,明确任务、精心组织,创建并发展辽宁省的农工党组织;并坚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责,为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围绕构建繁荣和谐的辽宁等方面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有一次,我当时担任农工党辽宁省委主委,在答记者问,我肩负政治责任谈起了如何更好地发挥参政党作用问题,我认为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是发挥参政党作用的重要条件。只有把自身建设抓好,使全党逐步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认识事物的水平,提高思想素质,加强责任意识与忧患意识,履行职责,发挥自身优势,才能使参政党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作为我省民主党派带头人,要与中共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感谢中国共产党、中国农工民主党对我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觉悟的培养,感谢中共各级党组织对我的政治引领,感谢伟大的祖国对我眼科事业的精心栽培,让我在从医从教的生涯里始终追求医者的最高境界大医和做人做事的准则大爱。我相信大医精诚、大爱无疆,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会经济更繁荣、人民更幸福、国力更强盛。我为伟大的祖国骄傲、自豪!  

后记:夏德昭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眼科专家,东北地区眼科学的奠基人。他是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市第七、八、九届政协副主席,辽宁省政协常委,历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中央常委、中央监委委员,农工党中央直属沈阳小组组长,农工党沈阳市委首任主任委员、辽宁省委首任主任委员。学术职务有: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常委,中华医学会辽宁省眼科分会主委、名誉主委,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主任,中国医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华眼科杂志编委,眼科研究编委,中国实用眼科杂志主编、名誉主编。在一系列的社会职务与行政职务围绕下,我们可以了解到夏德昭教授在政治、学术、教育与社会活动等诸多领域留下的不凡足迹,跟随这些足迹,感受这位耄耋之年的老者作为医者的仁心仁术,作为学者的至志不渝,作为师者的孜孜不倦。

(文稿整理:农工党沈阳市委赵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