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尤其是由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在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过程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紧密联系，中华民族精神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之下为中国的革命和社会发展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年以来至今的历史阶段，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历史积淀和现实条件。

一、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这一词汇，最早的提出者是梁启超，当时目的在于“平满汉之界”，进而推动改良变法的主张，但从梁启超的个人表述来看，中华民族和汉族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上是重合的，“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继而孙中山先生又将这一概念加以运用，将“中华”与“满洲”进行区别，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其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孙中山先生自己也承认，在推翻满清政府统治的革命过程中，将“中华”与汉族等同的提法是不全面和有所偏差的，因此在随后的三民主义纲领中又提出了“五族共和”的理念，主张“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但通过“五族共和”之设想创建“中华民族”又同样充斥着民族同化的色彩，正如孙中山先生自己所言，“必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中华民族”，这里隐含的还是汉本位的民族主义色彩。维新改良和资产阶级革命当中所提及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在内涵和精髓上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民族主义”的色彩强烈。当然一国之改良和革命需要的是猛烈的社会动力，而以汉本位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中华民族”意识刚好在当时被思想者和革命者所运用，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事实也同样证明，这样的革命是不彻底的。

事实上，真正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出现应当定位在“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与清代晚期由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不同，与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亦不同，“五四运动”的精神动力并不是单纯的汉本位思想，亦非盲目的排外主义，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华民族意识中所蕴含的民族主义真正的从汉本位色彩中走出来，转变为爱国主义。“五四运动”和同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带到了中国，为苦难的中国打开了一扇明窗，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所以说我们党自出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党的建立伴生的是中华民族精神由民族主义向爱国主义的升华过程。所以从历史的轨迹追寻，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建立正是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也是在新文化、新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历史大背景之下，是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从民族主义上升为爱国主义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脱离汉本位色彩，进而上升到以爱国主义为表现的民族精神高度，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历史时间点上的重合绝非偶然，而是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在变革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必然。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和中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成为中国革命的精神助力。

所以说，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便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也肩负着引领中华民族精神、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责任。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以及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国家建设过程中，中华民族精神也一直是我们党积极塑造和引导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诞生之日起就踏着相同的历史节拍，并且谱写着民族复兴的伟大乐章。

二、革命中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引领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的95年，是中国从落后到发展，从被压迫、侵略到独立、富强的95年，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从懵懂之状态到发扬光大的95年。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解放，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伟大成就，也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国家建设中始终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并引领中华民族精神发挥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影响和指导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中国共产党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无产阶级政党，扮演的是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伟大复兴领路人的角色。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将中华民族视为一个整体，中共二大提出“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认为中国革命首先是[NextPage]民族革命，而这里所指的“民族”无疑是指中华民族的整体，而非单一的某一民族，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多民族的实际情况有足够深刻的认识，才可能提出涉及“民族自决权”、建立“邦联制”国家、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以及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合这样的政治纲领。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中国共产党所实施的一系列民族政策也体现了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引领作用。比如提倡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联合少数民族建立民主统一战线等，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今天我们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力政策保证。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穿越大量少数民族聚居地方，最终到达了同样属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陕甘宁。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与我国南部、西部少数民族群众紧密联系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群众当中树立良好形象，赢得少数民族支持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过程中不断完善民族政策，充实民族工作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日子里进一步塑造和引领中华民族精神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共产党主张 “抗日的民族团结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不但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抵御外来侵略过程中的合作，更是中国各民族人民的一次大联合，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在此时又一次被唤醒，爱国主义的热潮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之下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在关键的历史时期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无疑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塑造和引领过程，通过党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的提出与实施，使各民族爱国群众紧密的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不同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得以加强，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被转变为爱国主义情绪。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诞生以来，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歌词中写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中华民族成为全中国各族人民的集合体和代名词，而这首激昂澎湃的歌曲的词作者正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田汉。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充分体现的时期，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强不息、不屈不挠、勤劳勇敢，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之情，有了这样的民族精神，中国人民才能战胜侵略者，迎来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在实践中发掘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引导民族精神在抵御外来侵略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和紧密团结各族人民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时期。

同样，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一系列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做出了正确的指引，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事业紧密结合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基本政治纲领，民族统一战线仍旧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重要原则，只有全国各族人民获得民族解放事业的成功，才能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得到解放。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得解放战争中，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又凸显出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民族解放的内涵，其实这些内容在中国共产党各个阶段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中都能得到体现，但是到了解放战争这个关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关键时刻，在全国各族人民都面临同样的革命任务时，这几方面内容就显得尤为突出，并成为各族人民的共性意识，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形式。解放战争的胜利、少数民族地区的和平解放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科学的革命纲领和民族纲领，靠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各民族人民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的团结作用，靠的是中国共产党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和积极引导。

建国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到国家建设的进行之中。少数民族识别工作，使中国各民族群众得以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获得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使得各民族群众真正的获得“主人翁”意识和发展动力；各项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使得各民族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得到跨越式的发展。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再次得到补充，在继承爱国主义情怀、民族解放和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不屈不挠、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热爱和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这些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治国理念密不可分，是党在国家建设时期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塑造和引导的伟大成果和宝贵经验。

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理

解与实践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关系的实践路径，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努力方向，是中国特[NextPage]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的本质要求。无论从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还是从实践的落实开展来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都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95年的领导经验和智慧。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角度出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样是中国各族人民相互了解、紧密联系、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

2010年1月，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有利于民族平等团结进步、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作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这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表述的首次亮相。虽然在座谈会发言中并没有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行具体阐释，但这一表述的提出就已经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扩充了全新的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年5月的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在发言中再次强调“要坚持有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政策导向，从有利于提高各族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出发，完善和落实招生、就业等政策，依法保护各族群众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劳动权、婚姻自由权等权利，促进各族群众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和谐相处”，此次表述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提高各族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民族工作共同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落到各族百姓的生活实处，突出表达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个的前提是平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是互动，目标与结果是和谐。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提出和实践是渐进式的，是符合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的。两次民族自治地方工作座谈会的相继召开，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党的领导集体在会议发言中，虽未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科学内涵进行具体阐释，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继承与发展显露无疑，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从事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所坚持的基本原则确信无疑。这一表述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充实了新的内容，拓展了新的实践路径。

2014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发言中充分肯定了中国各民族在开拓祖国疆域、创造中国历史、塑造中华文化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表明各民族间相互依存、相互亲近的关系是大家庭中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指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生命线”，要正确认识民族关系主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习近平总书记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联系起来，给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念赋予了新的意义：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和手段，使各民族群众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获得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包容、需要、协同发展的意识与理念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并成为进一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纽带，这是我们党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次塑造和充实。

结语：中华民族精神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是维系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和连结纽带。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塑造和引领，并使之在民族独立解放事业和国家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经过时间和实践的历史积淀。新时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精神意义重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念的提出和实践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进一步塑造提供了现实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创造了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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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