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山云居寺藏经室珍藏的石经。                                                         北京房山云居寺

　　我国佛教的石经,创始于公元6世纪的北齐时代,分布在山西、山东等地。而佛教石经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珍品，则保存在北京房山云居寺。

　　房山云居寺的石刻佛教经籍,简称房山石经，为隋代静琬法师创刻,是我国古代碑刻艺术中的瑰宝

　　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房山区境内的白带山下，距市中心70公里，东接上方山、西俯拒马河，占地面积7万多平方米，由云居寺石经山藏经洞以及唐、辽塔群等构成了我国古代佛教文化的一大特色。云居寺是佛教经籍荟萃之地，寺内珍藏的石经、纸经、木版经号称“三绝”。“石刻佛教大藏经”始刻于隋大业年间，由僧人静琬等为维护正法而刻经于石板上。刻经事业历经隋、唐、辽、金、元、明6个朝代，绵延1039年，镌刻佛经1122部、3572卷，近1.5万块石板。

　　1942年，云居寺被日军炮火夷为废墟。1985年北京成立云居寺修复绿化委员会，进行了一期修复工程和周边绿化。1998年后，进行了石经回藏及二期修复工程。目前，云居寺已恢复了昔日的庄严。

　　来到云居寺，首先看到的是矗立在群山环抱中的石经山。爬到石经山峰顶，视野就一下子变得开阔起来。向北京市中心方向望去，前方有一块广阔的平地，据当地人讲，这里便是古时候的刻经处，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为“风水宝地”。

　　石经山的最高处挂着五颜六色的经幡，不停地随风飘动，场面很是壮观。云居寺的果闻法师告诉记者，石经山处在云居寺东，又称东峰。因当地盛产大理石，隋代僧人静琬法师率领弟子把天然的石洞壁磨平，将146块石刻佛经镶嵌于四壁，这个洞就是雷音洞（又称华严堂、石经堂）。雷音洞中有4根八角形石柱，柱身雕刻佛像1056尊，号称千佛柱，是隋代雕刻中的精品。为了保存石经，弟子们又在悬崖下开凿了8个洞，这8个洞在贮满石经后即以石塞口，熔铁固封。至辽金时，又于云居寺西南开凿地穴两处，埋藏石经后合而为一，其上建塔镇之，称压经塔。石经山目前保存有隋唐石经4196块，都是佛教刻经史上最早最重要的经典之作。

　　“房山石经”是自隋唐以来绵延千年的佛教经典，不仅在佛教研究以及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在书法艺术上也有着重要的艺术研究价值。

　　一个地方出土这么多石刻佛经，在世界上堪称独一无二。这么多的石刻经自然不可能完成于一朝一代，而是经历千余年才陆续刻成的

　　据云居寺监院果坚法师介绍，房山的石经除刻有《涅槃经》外，还有贞观八年所刻的《华严经》，以及嵌于雷音洞四壁的《维摩经》、《胜鬘经》等石经。

　　静琬籍贯姓氏不详，出家后曾师从北齐南岳慧思大师。慧思忧虑东土佛教有毁灭之时，发愿用石板刻一切经藏，封于岩壑，以备法灭，但始终未能如愿。静琬乃承师训，访求名山胜境，选择藏经之所。静琬寻至涿郡（今北京一带）北白带山，见峰峦重秀，便凿岩为石室，摩四壁以写经。同时又雕琢方形石块，刻经藏于室内。因整个工程浩大，耗资甚巨，所以延续了很多年。静琬自隋大业（605年至617年）年间开始筹划刻经，至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刻完《涅槃经》后即圆寂。

　　隋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来到涿郡(今北京一带)，萧皇后与萧皇后的胞弟、内史侍郎萧瑀同行。萧瑀是梁武帝后裔，一贯礼佛，就将静琬创刻佛经之事报告萧皇后，请求萧皇后助成此事。萧皇后当即施绢千匹，还施舍了其它贵重物品，萧瑀也施绢500匹。有萧皇后与萧瑀带头，朝野士庶也竞相捐助。由于有了朝廷显贵的大力支持，刻经工程进展十分迅速。静琬拿了这笔捐赠，不仅刻完《涅槃经》等经，而且还于岩前建造木构佛堂。传说，在《涅槃经》刻成之夜，石经山山林吼啸，山林里突生香树30余株。此后静琬打算造木构佛堂，并为刻工们建造食堂、卧室等，只是因为木料和脊瓦难办，迟迟未能动工。忽然一夜突降暴雨，雷鸣电闪，翌晨见山下有大树成千上万堆积在路边。原来是西山大滑坡，树木倒流东山，正好为静琬所用。静琬得到这批佛赐木材后，不仅建起了木构佛堂，而且还分余木给邑里乡亲。上述传说显然是静琬等人为动员民间帮助刻经、保护石经而制造的舆论，以有利于刻经之举的顺利完成。

　　静琬圆寂之后，继承静琬刻经事业的弟子可考者有导公、仪公、暹公和法公等4人。云居寺有碑文记载：“静琬虽成其志,未满其愿,以贞观十三年奄化归真,门人导公继焉。导公没后仪公继焉，仪公没后暹公继焉，暹公没后法公继焉。自琬至法,凡五代焉,不绝其志。”至明朝，石经山的石经累计已达3000多卷，近1.5万块石板。由于房山石经山所藏石刻佛经数量甚多，所以房山石经山也被称为“小西天。”1956年至195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中国佛教协会对云居寺和石经山藏经洞进行了系统科学的发掘整理。1984年起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即以房山石经等为参校本，并收录许多仅见于房山石经而不见于其他各经藏的佛经。近年又单独出版了《房山云居寺石经》与《房山石经题记汇编》。

　　云居寺藏有石板经、木板经、舌血真经、铝版经等多种经藏，彰显着我国佛教文化深厚的底蕴

　　云居寺的石经远近闻名，可惜真正的石经已经看不到了，因为风蚀等现象特别严重，石经早已进入冲氮地库封存。目前云居寺藏经室展出的只是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拓片，然而仅仅是拓片，就足以令人震撼。云居寺藏有石板经、木板经、舌血真经、铝版经等多种经藏，彰显着我国佛教文化深厚的底蕴。经过唐武宗的崇道灭佛运动后，云居寺一度中断的刻经又重新兴起，雷音洞内外布满了历代刻经的成果，整座白带山已经成为石经山。据传康熙皇帝险些看好石经山的风水，欲将东陵选址在此。嘉庆皇帝御笔石碑如今仍是云居寺寺内的主要景观之一。

　　云居寺石经回埋

　　明清以来，房山石经已引起学者注意。明代周忱，清代查礼、石景芬、叶昌炽等人的游记和著述中，都曾介绍了它的价值。这些石经，对校勘木刻经本的错讹，是可贵的实物依据。有些刻经题记还保存有唐代幽州、涿州地区的行会名称和政治、社会、经济情况，对研究当时华北社会状况极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古代金石、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

　　1956年至1958年间，中国佛教协会有关工作人员打开藏经洞和寺内压经塔下的地穴，将石经全部拓印。尔后将隋唐时期的石经仍封回到藏经洞中，在压经塔下的辽金代石经就一直留在了寺内。

　　云居寺石经在出土40余年后，由于大气污染等原因，慢慢地呈现出风化之态，不少石经表面用手一摸会掉粉末，部分石经甚至已经出现文字脱落现象。因此，拯救石经已刻不容缓。1997年，为保护石经，工作人员在石经表面涂上了有机硅。1998年，北京市市政府会同有关专家在云居寺专门讨论馆藏石经的保护问题。在经过多方论证后，终于在1999年将这些石经重新放归原埋藏处的压经塔下地穴中封藏。这一方案也遵从了僧人静琬当年刻经的意愿。他曾在石经刊刻的题记中说：“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