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联组会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多党合作独特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

一、70年前“五一口号”发布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又称城南庄会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商筹新中国建国大计的问题应该摆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日，由在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一时间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播报。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5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五一口号’共23条，其中第5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二、“五一口号”发布的时代背景

“五一口号”是基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夕而提出来的，更是基于近代中国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而产生。

20世纪40年代，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组成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社会基础，是反帝爱国、追求民主的进步力量，是处于国共两党的中间势力，对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并没有完全认同。

1.国民党顽固实施独裁统治民心尽失

1945年2月13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宣称：“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1946年2月10日重庆发生“校场口惨案”，周恩来及时赶到，特务、暴徒遂四散而去。血案暴露出国民党残暴统治下的旧中国毫无人权和民主的事实。1946年6月23日南京发生“下关惨案”中被打伤住院的马叙伦，对到医院看望他的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两天后的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同中共达成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内战由此正式爆发。1946年7月发生在昆明的“李公朴、闻一多”惨案是民国后期最著名的政治暗杀，把国民党专制统治之黑暗暴露无遗，对各个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在国共之间的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加之当时国统区经济上大量民族工业倒闭，民不聊生；农业生产急剧下降，严重粮荒，1946年饿死1000万人，1947年饥民达1亿以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外交上国家主权沦丧，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将“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军事上1947年9月人民解放军主力打到国统区里，人民解放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继续发动攻势并相继取得胜利。此时的国民党军队总体实力下降，虽然在数量上还占优势，但其内部固有的派系矛盾日益加深，士气低落，战事已是强弩之末。

2.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民族、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先进性。

1947年12月，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一具有引领、组织作用的报告，提出共产党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主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解放战争局势的发展，促使更多的民主党派人士站到坚决反对美蒋反动派，同共产党携手奋斗的立场上来。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源于中国共产党以历史的预见性和战略的视野提出的各项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共产党人的政治品德和高风亮节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高度赞赏。从1947年2月开始，各民主党派都召开了自己的会议，正式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和加强与中共的全面合作”,“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7年11月12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成立，主要政治主张是：《政治纲领》第一条规定“设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民主、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各民主党派政治态度的明确源于自身理性的政治选择。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向中共中央建议，如：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提议：解放区应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伪国大后的局面。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向中共提议：解放区应成立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以对国内外号召否认蒋介石伪总统。这些主张无疑是代表了当时许多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意见，立即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认为是对外公布共产党人历来倡导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的时候了。“五一口号”的即将发布，也是满足了民主党派的政治诉求。

三、“五一口号”的历史意义

“五一口号”的内容反映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表态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商讨关于新政协的相关问题。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亲自致函李济深、沈钧儒，展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智慧、政治诚意、政治自信。1948年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港各民主党派代表欢聚一堂热烈讨论“五一口号”。5月5日李济深等12人（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和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并向全国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口号”号召告台湾同胞书》，随后又发表《一个响亮的口号》和《响应伟大的号召》两篇文章。台盟为宣传筹备新政协这项“五一口号”的重要内容而积极奔走，强烈批判美国“托管论”的荒谬主张，表示坚决反对“台独”、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立场。台盟的革命活动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在1949年9月7日新政协筹备会议上，周总理明确指出：“台盟是一个革命组织，五一前就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以此为标志，台盟由原来的“地方性政治团体”成为全国性政治组织，正式作为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队伍中的民主党派之一，自觉、主动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五一口号”的发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发展进程的科学把握及高超领导艺术，是先进性的具体体现。响应“五一口号”，表明“五一口号”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中国气派。响应“五一口号”，表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始自觉地、理性地选择了中共的领导，体现出民主党派的进步性。获得了政治地位。 “五一口号”所开创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模式在发展方向上的正确性，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走上新型政党制度的开端。

四、“五一口号”的现实启示

1.“五一口号”发布时间节点的启示

“五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刻，适时提出具有号召力、凝聚力、战斗力的政治口号，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部署，又是政党公开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值得提出的是在“五一口号”发布的重要时间节点，民主党派主要领导和代表人士积极正面发声，公开表明自觉、自愿地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新政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建国的序幕由此拉开。充分表明“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是我们党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政治口号作为有效的政治动员形式，就是要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实现人民最广泛的团结，把共同目标作为政治动力源和前进方向标，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共同目标下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众志成城，共襄伟业。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70年实践证明，“五一口号”具有很强的历史适应性和时间张力。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是中共十九大开局之年，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纪念“五一口号”，时机恰当，也意味深长。在新的历史关口，不忘初心，弘扬优良传统，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顺应党和人民的新期待，奋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新作为。

2.“五一口号”内涵的启示

“五一口号”强大的精神力量来自于它的内涵，具有政治的鼓舞性和意义的深刻性。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也正是“五一口号”体现的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和实践步骤，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所以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一致认同，从而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并形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三个规定性：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参政党的参政议政、民主协商、民主监督，是受国家宪法保障，执政党、参政党都要在《宪法》的框架下活动，不允许有任何特别。

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创造， 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能在新中国成立时确立，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改革开放中突显优势，就是70年前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70年的实践才越来越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阐明新型政党制度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特点，论述发挥多党合作独特优势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作用时，用三个“新就新在”指出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利益代表是“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民族各界根本利益”，指出其功能是“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效果就是“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或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可见，新型政党制度独特优势形成的历史时期始于“五一口号”。

新型政党制度的精髓和特色就是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其具有宪法的保障和共同的政治基础。内涵上既有政治合作，还有政权合作。1949年3月中共的七届二中全会“我党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党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此后民主党派人士在参与筹建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中都发挥了作用，并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占相当比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党外人士3人；副总理4人，党外人士2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党外人士20人；台盟主席谢雪红为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田富达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从此，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成为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格局是逐步形成的，但基础是“五一口号”打下的。以新型政党制度定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对70年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实践成果的肯定。中国共产党把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国家政权，参加政治协商作为多党合作的两个重要方面。

政治协商是多党合作的基本方式，也是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环节。政治协商包括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直接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政协协商是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的机构，必须聚焦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把协商民主贯穿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这两种协商作为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体现和发展源头，也是“五一口号”生发而成的。

响应“五一口号”即是继承新型政党关系之初心。跨入新时代，多党合作将面临新的情况、新机遇、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对“五一口号”的新发展，是做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根本遵循。

70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几代人薪火相传，展望未来不忘初心，在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继续谱写新时代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事业的美好篇章。

(作者：孙桂芬 台盟盟员、沈阳市台联驻会副会长,<巡视员><退休> )